从数字时代的生命政治角度来看，流众也意味着不可被数据化和档案化的群体。工人阶级在应聘的时候，他们被登记归入工厂人事部门的档案中，他们每一个月的出勤情况、工作表现、绩效成为资方克扣他们工资的基础，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尽管在生产着剥夺着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但同时也在工厂中通过档案记录和数据化实现对工人的生命政治治理。但是流众不同，流众的临时性工作并不需要向老板提交充分的档案材料，在一些地方甚至不需要流众提供必要的身份证件。如在欧洲，大量的北非和中东的难民和偷渡者充斥着低端劳动力市场，对于这些偷渡而来的异乡人来说，他们的身份并不是必要的东西，老板以及政府都不会为他们建立充分的档案，他们的流动对于治理者而言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他们的基本信息甚至没有被数据化，他们没有护照、没有身份证、没有家庭信息、没有国籍，他们唯一具有的就是他们在这里的赤裸裸的生命。
流众构成了算法治理的一个裂隙，一个可能从中涌现出新的政治可能性的力量。在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兰·巴迪欧看来，这种流众，即游牧的无产阶级正是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的希望：“因此我主张：政治在于那些走向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与游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并试图尽可能在新的政治运动中将他们组织起来。共产主义国际不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组成的费劲心力的组织，而是直接与这些人民的全球状况相关联的组织。”①尽管巴迪欧主张的知识分子与流众或游牧无产阶级的结合，仍然带有一种乌托邦式色彩，因为流众并不能像传统的工人阶级那样被组织起来，但是，流众的确成为数字时代的算法治理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正如史坦丁指出的，今天的民粹主义的兴起恰恰与流众的出现密切相关，因为流众的存在让那些右翼白人民粹主义感到不安，他们意识到那些没有身份、没有认同、无法被纳入固定的档案和算法框架的流众的确就是他们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张建立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上的隔离墙能得到一呼百应的原因。这种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就在于流众的扩大化，为了保护他们固定的生活模式不受到流众的侵害，他们宁可支持立场上相对保守的政党。而左派，包括巴迪欧、齐泽克等人在内的激进左派，虽然已经看到了流众的潜能，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找到恰当的路径将他们组织起来，以对抗资本主义日益严密的算法治理和生命政治的控制。
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① Alain Badiou, Éloge de la politique, Paris: Flammarion, 2017, pp. 7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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