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货币装置中，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般价值形式之外，最重要的关联就是通过铭文所构建起来的人与其所有物之间的关联，以及铸币或纸币中封印的实在的财产与象征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构成了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事物与象征之间的布局(dispositif)①。在实际的商业和经济交换之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通过货币装置建立起来的财富与象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簿记的铭文和货币的象征中被固定下来。
不过，指券的失败说明了铭文和封印仍然不足以建立完全的财富和象征之间的关系。一旦手写的签名变成了印刷的痕迹，其封印功能消失，便导致原先财富与固定签名的一一对应关系，变成了不确定的关系；一项财富，可以与众多高度同质化的签名对应，必然会导致指券的崩溃。由于这种对应关系被指券解构，大革命后期，乃至督政府时期的经济和商业活动陷入混乱之中。
显然，后世的纸币制作都充分考虑到如何实现每一张钞票的唯一性，唯有每一张钞票的唯一性才能重新确定象征与财富的对应关系以及整个经济活动的布局。以美元为例，“美元具有显著的特征：绿色大背景，每一张都按照统一版式制作，钞票背面带有怪异的、苍凉的背景，还有一个未完成的壮观的金字塔，就好像玛格丽特的绘画一样。每张钞票有12处标记指向该张钞票的面值，还有每张钞票的编号代表着该张钞票的唯一性，与其他同面额的钞票形成了某种关系。我的意思是说，这张钞票非常具体：它是更大规模的有价证券中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如何用特殊的方式来解读其潜在的象征”①。芬·布伦顿(Finn Brunton)关于美元论述最关键的是后面的钞票的编号系统，即这个编号系统保证了所有同面额的钞票虽然在外观上完全一致，甚至防伪系统都也完全一致，但是每张钞票都具有唯一性(one-ness)，这种唯一性是相对于所有同面额钞票的唯一性，这个后来被称为“冠字号”的编码系统，保证了所有的钞票必然与其他钞票形成差异关系。今天的点钞机的设计，不仅能检验钞票所有的防伪标记，而且可以对钞票的“冠字号”进行检验；如果出现了同样的冠字号，意味着必然存在一张假钞。电影《无双》中设定的制造伪钞的背景都是前数字时代的，即在那个时代，无法检验所有钞票的冠字号是否重复，而周润发所饰演的“画家”只需要解决钞票在外表上的绝对一致（这也是他找到郭富城的原因，因为郭富城是一个没有创造气质，只能进行高度复刻制作的画家，而伪钞的核心就是高度的复刻)，一张伪造出来的钞票就可以成为真正的钞票在市场上流通。但是，在大数据时代，一旦每一张钞票的冠字号被登记，伪钞的可能性已经被大大地降低，因为每一张现实中的钞票不是一个单一的存在物，而是与所有其他进人到流通领域的钞票（甚至包括那些被销毁的钞票）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体系，每一张钞票都对应于单一的信用或财产，而它们对应的信用和财产与其他钞票共同构成了整个货币体系。因此，在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钞票不可能被简单地模仿和复制，这种财富与象征的一一对应关系在数字化技术面前被重新塑造了。这也是为什么芬·布伦顿惊奇地看到：“每一张美元都是一个文件，它或明或暗地承担着某种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dispositif”是福柯的用法。福柯说：“借助布局（dispositif）一词，我说的是一种形态，也就是说，在某个历史时刻，这种形态的主要功能在于对事件作出反应。所以布局具有战略功能。”参见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Writings, 1972– 1977 , ed. C.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p.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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