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一般数据的生产不再是某个工人或雇员劳动的产品，而是每一个电脑或智能手机的用户每一次搜索、购买、娱乐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以谷歌为例。在谷歌上搜索时，表面上，是搜索用户与所搜索对象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实际上是被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中介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上谷歌浏览和搜索的信息，都被谷歌公司作为数据保存下来，并加人其大数据的计算之中。这些计算的产品，被我们称为智能时代的黑技术。除了专门的技术人员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所有参与搜索的网民的行为，一并生产了一般数据，但是这个一般数据却被数字资本攫为己有、为己所用，并产生可观的利润。当然，在这样的新资本形式下，一旦截断了数据流，也就意味着大规模的资本损失。如2017年6月爆发的顺丰与淘宝旗下的菜鸟联盟之间的冲突，就是互相截断数据流，最后因为数据的断裂让双方损失都很大，所以选择了和解。而在几天之内产生的近亿损失，更多的是由在淘宝、天猫平台上的卖家和买家来承担的，而拥有大量数字资本的顺丰和菜鸟，也因为数字资本选择在一般数据上和解，因为这已经不是主体的情绪化恩怨的问题，而是数字资本所生产的一般数据全方位地支配着今天的市场和生产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在网络中日常行为，变成了一般数据成长的根源，也让这个社会成为斯蒂格勒笔下的自动化社会(automatic society)。这已经不是奈格里、哈特、维尔诺等人所理解的带有主体色彩的一般智力，仿佛主体在非物质生产中占据主动。他们错了！斯蒂格勒说：“自动化和网络化的记忆留存的数字形式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而它已经对社会进行了重新组织。”①数字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以数字平台和一般数据为基础的新型资本主义，它正在成为我们时代新的支配性力量，而我们所有的存在的意义，只能在这个数字化平台上重塑，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即便两个人面对面，也更喜欢用微信、Facebook等工具来交流，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从微信红包上抢到1块钱会欣喜若狂，但对现实中的十几元钱都不会太在意。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的生存，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甚至货币本身，都被一般数据重新组织和架构了。在我们感觉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恰恰是一般数据的平台让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数字化的异化，而不是物化的异化。我们的生命只有附着在这个数据平台上才能获得意义，甚至才能被看见。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和一般数据下主体的命运；这不是主体对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据，而是主体在更深层次上被异化了。或许，我们可以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改写马克思的那句名言：
序曲
① 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Vol. 1 : The Future of Work, trans. Daniel Ross, Cambridg: Polity, 2016,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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