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后来的意大利自治学派的思想家（包括奈格里、保罗·维尔诺、拉扎拉托等人）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另一段话：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①
在这段话里，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一般智力（generalintellect)。有趣的是，在这部德文手稿中，马克思却是用英文来书写这个词的，而且将其书写为斜体。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十分重视这个新概念，也相信英文比德文能更准确地表达这个词语的意思。实际上，如果对照后面的《资本论》的正式出版稿来看，马克思后来已经放弃了使用这个概念，也就是说，马克思只在被意大利自治学派称之为“机器论片段”的这个手稿中使用了这个概念。无论马克思起初在《手稿》中基于何种动机使用了一个英文单词来阐释机器化大生产的特征，但是，哈特、奈格里、维尔诺等人给出了自己对这个词语的解读。在哈特和奈格里名震一时的《帝国》（Empire）中，他们指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的一个点上，劳动力被科技、传播和语言的力量所穿透。一般智力是一种集体的、社会的智力，它是由汇聚起来的认识、技术和知识创造出来的。”①实际上，在哈特、奈格里等人看来，这种一般智力正是当代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capitalism)下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产物。需要理解的是，在哈特和奈格里这里，非物质劳动并不是像平常人们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相对于物质产品的精神产品（如文学、影视等）的生产，而更多的是生命政治的生产②，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他们说：“生命政治生产将经济的重心转移到社会关系的生产，而生产和再生产日益混同。”③这样，哈特和奈格里实际上在马克思时代的大机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或者他们意义上的生命政治生产）之间做了一个类推，在认知资本主义或生命政治的生产之下，非物质劳动会生产出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协作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机器的架构。在“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强调了机器对个体工人的身体的贯穿作用，并将工人架构为大机器的一部分，而在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中，劳动者的活劳动也被整合到这个巨大的一般智力当中。另一位自治学派的学者维尔诺也将工人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语言看成是一般智力：“一般智力，或公共智力，如果它不成为一个共和性和公共性的领域，一个政治共同体，它就会强制性地让人们屈服于它。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我们看看当代的生产。语言和认知习惯的共享就是后福特制劳动过程的构成要素。所有工人都进入到类似于言说-思考一类的生产当中。”①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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