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法兰西学院的讲座的末尾，福柯突然提到了人口统计学相对于治理技术的意义。在福柯看来，人口统计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直接了解自己的人口数量，尽管人口因素在民族国家发展初期已经被视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参数。福柯实际上更关心的是人口这个概念。对于具体生活中的人，我们可以悬搁他们的具体身份，如他们的年龄、性别、籍贯，甚至可以悬搁掉一个人是贵族还是平民，我们把多样化的人的生存转换为冷冰冰的数据统计上的“1”——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无论多么显耀，一个女性无论多么雍容华贵，一个乞丐无论多么贫寒，他们都一律被人口统计学还原为数量上的“1”，一个贵族在统计学上的数字绝不会多于一个在路边行乞的乞丐这样，人口统计学就具有了一种现代平等的意义。此外，福柯还看到了人口统计学对于现代治理技术下的主体的塑造效果。福柯说：
在由生命政治学建立的机制中，首先当然是预测、统计评估、总量测量，同样它也不是改变某个特殊的现象，也不是改变某个作为个体的人，而是主要在总体意义的普遍现象的决定因素的层面上进行干预。①
福柯对生命政治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判断十分重要。因为在生命政治学之下，所需要改变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生产一种人口总体，这种人口总体让政府治理的关注转向了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以及整体人口的素质和质量。在这里，至于一个贵族繁衍了多少后裔，一个富家小姐是嫁给了穷小子还是门当户对的贵族，在新的治理技术中统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代社会让人成为符合现代治理技术的规范人，通过医院、学校、监狱、精神病院，甚至资本家的工厂，市民社会将人们从复杂的血缘关系中抽离出来，成为原子化的个体，一个可以被统治的个体。所以福柯说：“在知识-权力的内部，在经济的技术和治理内部，在属于人口的层面和不属于人口的层面或者说工具性的层面之间有这样的断裂。最终的目标是人口。人口适合作为目标点，而个人，一系列的个人，成群的个人，杂多的个人，是不适合作为目标的。而仅仅作为在人口层面获得某种东西的工具、替代或者条件来说才是适合的。”①那么，在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之下，也是在自由主义的安全治理技术之下，规范化的、独立的个体成为治理的有效对象，这些可以被量化统计所计数的规范个体形成的总体就是人口。人口统计学意味着，将人们塑造成规范性的统计性个体，而不符合这些规范的，则变成了不正常的人(les anormaux)；不能被规范的尺度所测量和统计的个人被分别送到了精神病院、监狱以及医院的隔离病区，与规范的人口保持着距离，从而保障整个现代社会可以在规范有序的治理下良性地运作。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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