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认为，ABM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控制论模型。在今天计算速度和信息处理速度都大大高于阿连德时代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首先利用这种模型来尝试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验？这种实验不会像阿连德总统一样，不顾后果地将计算机的统筹决策强制性推行。通过今天高度智能化的计算，在大量数据收集和反馈的基础上，我们是否可以在人工智能互动界面上模拟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结果来？一旦满足足够的条件设定，这种经过反复改变各种参数和环境，经过多重互动和试错之后的ABM实验结果，是否可以成为我们人类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尝试的一种可能性？尽管今天的技术加速主义对此表示了十分乐观的态度，如前文中提到的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就十分明确地认为：“在社会网络分析，在ABM模型、大数据分析、不平衡经济模型中建立起来的工具，都是用来理解诸如现代社会这样的复杂体系的认知中介。加速主义左派必须熟知技术领域中的知识。”②的确，今天的加速主义者和左翼人工智能学者的确试图通过人工智能的尝试，找到通向未来社会主义的更可靠的道路，不论他们的尝试会否成功，我们都可以认为，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Matthias Müller, An Agent-Based Model of Heterogeneous Demand, Stuttgart: Springer, 2016, p. 27.
② Alex Williams, Nick Srnicek, “#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Robin Mackey & Armen Avanessian eds., #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London: Urbanomic Media LTD. , 2014, p.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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