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是最直接的动机。记得2016年南京大学邀请奈格里、大卫·哈维、斯蒂格勒、普殊同等人，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学术会议。在会议上，奈格里仍然坚持谈他的一般智力概念，认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非物质劳动会产生更强大的一般智力，而这种一般智力会成为超越资本主义、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关键。不过，奈格里认为一般智力具有主观性，也就是说，它是大众的产物，一旦大众将一般智力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抽离出来，资本主义就会崩溃。在讨论环节，我对奈格里的这个结论表示了异议。我告诉他，一般智力一旦形成，就不可能具有主观性，而是变成了对象化的存在，它恰恰是客观的；即便是作为一般智力生产者的大众，也不可能将它随意地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抽离出来。相比于奈格里的一般智力，我更希望使用一般数据的概念，以表明其客观属性。显然，奈格里否定了我的解释，他坚持认为一般智力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活劳动的产物(尽管我认为他根本上误用了马克思的活劳动概念)。在会议之后，我觉得需要专门写文章来批评奈格里的一般智力和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理解，从而提出一种不同于奈格里等人的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评论。我之所以认为需要批评奈格里，是因为像他们这一批理论家，实际上并不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仍然是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眼光审视数字化技术和数字资本带来的变化，所以，他坚持使用非物质劳动、一般智力等概念；这些概念是当时他与潘齐耶里、特隆蒂等人在意大利工人自治主义时期形成的概念，或许对那个时代有效，但面对今天的数字时代，似乎有些隔靴搔痒之感。而今天已经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微信、支付宝、滴滴打车、美团等App，都是这些学者不怎么使用的。我想起当年联系一位国外知名的理论家时，突然被告知这位理论家甚至连电子邮件都不使用。对于我来说，实在很难想象这样一批根本不使用智能手机、最新的App应用，更不可能玩电子游戏的理论家，如何有充分的理论资源去反思数字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个动机的促发之下，我转向了数字资本主义。从2017年开始，我逐渐在《哲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华中科技大学学报《江海学刊》等杂志上发表相关主题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数字资本主义研究的概念，如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等。在经过了这几年的思考之后，终于有机会以一本书的形式来展现我自己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探索和耕犁。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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