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理解，亚马逊、谷歌、Facebook等平台上的十分精准的数据是从何而来的。与其说，这种结构是一种绝对先于我们存在的价值架构，如同鲍德里亚的“价值体系”一样，不如说，这是一种在所有个体看来无关紧要的数据痕迹的结果。这些痕迹在我们的消费行为、网络阅读行为、点赞行为之后被个体所遗忘，但是这些行为却在互联网世界中留下了痕迹，一种被数据化的痕迹。这些痕迹被大数据的算法关联起来，并以一种非人的样态重新在网络世界中登场，成为看似超越于我们之上的数据化的智能。简言之，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一本福柯的书籍之后，立刻在下面的推送中发现其他最新的福柯作品，并不纯粹是因为它们都是福柯作品的缘故，而是因为，在我这次购买行为之前，在网络中已经存在成千上万条数字痕迹，这海量的痕迹将这两个商品从数据上关联起来，成为一个庞大的对象物的关联网络，这是一个物体系(system of objects)—个在我们的行为痕迹下成为数据化关联的物体系。鲍德里亚曾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物品之中并通过物品自我“完成’和自我“消解’，而物品成为人和人的关系必要的中介者，而且很快地，又成为它的代替符号，它的不在场的无罪证明。”①不过，今天的物体系不再是鲍德里亚的功能性或符号性的关联，而是我们留下的网络行为痕迹中的数据关联。这种关联更像是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谈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每一个行动者（actant)，无论这种行动者是具体的人还是物，它们的行为构成了一种巨大的行动者网络。拉图尔的说法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仅仅是认为，一旦我们习惯了不同的参照框架的诸多变化，就可以很好理解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各个参照框架之间的相对性的关联，要比通常意义上认为的绝对（也就是说，专断的）环境更能提供客观性判断。”②如果我们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移植到今天的数据痕迹网络中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三章 数字权力
①蓝江：《数字时代西方代议民主制危机》，载《红旗文稿》2019年第2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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