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对象或物，往往给我们的是这样的印象：一杯水、一张纸、一只小狗、一台机器、一幢建筑……在以往的哲学中，这些对象物往往会被视为一种与作为主体的我们并存的被动的客观性的存在，它们的存在模式只能被我们的意识或我们的行为所认识或激活。而在这个认识或激活背后，存在着一种实在论式的根基，即有一种无法为我们的意志所转移的惰性。然而，时过境迁，当我们今天徜徉于网络空间，面对大数据和云计算所形成的新的空间和界面时，这种基于传统主客体二元论和实在论根基的哲学是否仍然可以帮我们洞悉其中的一切？
一、自然与社会：现代体制下的“似自然性”
1959年9月，英国科学家斯诺（C. P. Snow）在剑桥大学发表了著名的题为“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的演讲，对现代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表现得极为忧虑。这两大集团，一极是从事科学研究尤其是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将自己树立为现代社会进步的标杆，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被称为“科学文化”。在人们看来，科学家往往带有一种进步主义的乐观精神，他们将自己的锋芒指向自然界。正如斯诺本人所说：“科学进程有两种动机：一是为了理解自然界，二是为了控制自然界。对任何一位科学家来说，无论哪一种动机都会成为主导，科学战斗往往从这一种或那一种动机中获得最初的冲力。”①而被斯诺视为分裂的另一极的是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们不同，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那种冲动和乐观，他们对现代社会更多充满着忧虑。在他们看来，我们生活所处的现代社会，并不是一种像自然一样的给予物，而是人类自己的建构，而这种建构，也正由于人类自己的有限性，充满着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与科学家们努力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去面对自然、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不同，人文知识分子的更多思考的是如何摆脱现代社会的藩篱和羁绊。在斯诺眼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之一的卢卡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们思考的是如何去突破和摆脱现代社会和政治的约束，实现一种“摆脱社会的自由”①。这样，科学文化或者人文文化（斯诺称之为“非科学文化”）之间就存在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而且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深入的发展，这道鸿沟也越来越宽，越来越难以弥合。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英]C.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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