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斯诺并不是唯一一个，也不是最早提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的思想家。早在17世纪，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已经就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一场争论。在法国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布鲁诺·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中，就提到了著名的波义耳和霍布斯之争。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的真空泵的实验研究产生了巨大争议。因为波义耳的科学不再是简单诉诸一种数理的推论，而是坚持用实验室的方式将某种事实展现出来；与之前的实验不同，波义耳更关心他所需要的实验是否能被人们看见。“波义耳的设备具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即在一系列构思巧妙的封闭空间和容器的帮助下，它们能够使观察者看到玻璃试管内部的情况，并允许人们引导甚至控制实验的发展。”②这样，波义耳树立的是一个现代实验科学程序，即科学结论不仅仅依赖于逻辑学、数学和修辞学（这些学科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充当了科学的主要依据)，而且“依赖于一种准司法性的隐喻：在实验场地获得可靠之人、可信之人甚至是有钱人的证言，就可以证实事实的存在。”①简言之，波义耳的实验程序不是以某个人的权威或者看不见的演算而是以大家共同能够观测得到的事实（fait）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也正是波义耳的事实权威成为他与霍布斯争论的焦点，而霍布斯批评波义耳的基础恰恰是哲学。美国科学哲学家夏平（Shapin）和谢弗（Schaffer）的《利维坦与空气泵》(Leviathan and AirPump)指出：“每个人自做的实验’是经验。霍布斯说过，由于这只是感官和记忆’，实验在有此经验的人心中产生确定性，但却无法产生集体的确定性，而那是哲学的特权。”②说得更确切些，霍布斯的哲学事实上是一种政治哲学，是一种基于社会权力关系构造的利维坦哲学。用霍布斯的话来说：“哲学研究自希腊兴起之后，意见互异，问题纷杂，除自然物之外，亦涉及政治，人人各取所好之议，每每视旁人之见为异端，然异端不过一己私见，不涉真伪。”③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基于自利算计的公民，在契约之下，将关于问题的决定权让渡于由契约形成的利维坦；这个人工建构的利维坦，而不是波义耳的事实，成为确定真理的标准。我们可以说，在霍布斯的命题下，关键的不是事实和经验，而是算计和权力；而最终对于事物对象及其真理性的裁量，被让渡于一个非自然的人造物——利维坦。
第四章 数字对象
①[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3页。
②[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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