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的分析已经让之后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露出了雏形。20世纪80年代，巴黎高科矿业学院的两位学者拉图尔和米歇尔·卡隆（MichelCallon)以及来访的英国学者约翰·洛（John Law）基于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面的集体工作方式，提出了ANT理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斯德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细菌。实验室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不仅仅是巴斯德本人的发现，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相互交流彼此的发现，实验室里的模式的更替，以及巴斯德发现细菌之后同行以及专业学术机构可以很快地认可和接受巴斯德的发现，使得巴斯特发现细菌的事件成为一个行动者网络。拉图尔说：“将它们联系起来需要工作和运动。这些东西并不是在逻辑上关联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它们并不是按照一种特殊方式展开的。巴斯德可能会在任何时间停止工作，让自己忙碌一些他交给别人去做的基础性工作。他或许也会在某一刻退缩’—事实上他已经迟疑了。他或许不会选择狂犬病作为他的第一个病例，他或许会认为约瑟夫·梅斯特的案例不足以建立一个研究所。……然而他做了这些事情，成为一种运动，也正是这些东西定义了他自己—巴斯德。”①巴斯德，他所选择的实验室的同行，那些对巴斯德的研究提出质疑的人，以及作为巴斯德的第一个病例的那位叫作约瑟夫·梅斯特的孩子，甚至最终作为发现成果的细菌，还有最终制造出来的细菌的疫苗，并且成功接种的那些病人，都构成了这个偶然而不确定的行动者网络的整体。因此，拉图尔这样描述他的行动者网络：“于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就是由出乎其间的中介节点组成的巨大的星状网络所带来的行动。它由诸多关系所组成：首先是依附关系，其次才是行动者。”①那么，最终为巴斯德带来巨大荣耀的细菌，实际上是这个行动者网络的拟-对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行动者网络，不仅仅是巴斯德不可能发现细菌，甚至我们也无法看见、无法理解甚至根本无法想象细菌的存在。细菌，作为一个拟-对象，依附于巴斯德的行动者网络，而拟-对象就是一种在这个网络当中形成的自然和文化的杂合物。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Bruno Latour,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 Alan Sheridan & John Law trans. , Cambrige, Massachus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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