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上述理解来看，他接受了布鲁诺·鲍威尔关于“自我意识”之于变革现实世界作用的观点，但却没有将它设定为绝对原则，并且认识到它的“双刃要求”：既要通过外物肯定自身，又在肯定自身的过程中否定外物。这就表明，马克思已经有了批判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对“自我意识”的创新阐释上，还表现为对哲学史的重新注解上，后者构成了马克思的“一部更大著作”的计划。正如他在《博士论文》“序言”中所说，一方面要对黑格尔式哲学史的“宏大叙事”所忽略的思想细节做详尽的说明和必要的补充；另一方面则以思想本来面貌的直接呈现，来克服“思辨的东西”(das Spekula-tive）即“精神”发展史叙事模式的诸多弊端。
此后，以不同于黑格尔的方式“重写”哲学史成了马克思的主要研究方向，他甚至打算以此作为申请伯恩大学教职的报告，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性摘录[《古典哲学著作摘录(柏林笔记)》]。这些摘录涵盖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版本待考证)、大卫·休谟的《人性论》(1790年哈雷版)、《莱布尼茨著作集》(1768年日内瓦版)、《斯宾诺莎全集》(1802年耶拿版)、罗森克朗茨的《康德哲学的历史》(莱比锡1840年版）以及40余篇相关研究文献的目录，涉及灵魂论、认识论和不可知论、单子论、神学与宗教批判、康德哲学的影响与黑格尔哲学的诞生等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理论和重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以亚里士多德为研究出发点的原因在于，后者对黑格尔精神哲学有着构成性的影响，黑格尔本人十分推崇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并继承了其中的许多观点。由此不难推断，若非“物质利益”这个“苦恼的疑问”促使马克思研究的转向，他很可能会以“重写”黑格尔哲学史为起点而成为一名“学院派”哲学家。
(二)揭示黑格尔“思辨结构的秘密
由于申请教职未成而转向《莱茵报》编辑工作，马克思放弃了“重写”哲学史的规划。当现实世界中充斥着的各种反“自我意识”的事物普鲁士专制制度、为统治者辩护的法学派和书报检查令等逐一呈现在马克思面前时，他最终认识到“自我意识”根本无法冲破必然性的束缚而成为现实世界的“统治者”。支配现实世界和个人之间行为的要素，不是“自我意识”和理性，而是物质利益。此时，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及其核心观点，诸如“法”(Recht)是自由意志的“定在”(Dasein)、个人在国家生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由等，必然会受到马克思的批判。
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