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把经济范畴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进行排列，或者像蒲鲁东那样描述的“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②，都是错误的。质言之，对经济范畴次序的排列，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而这种关系同它们的所谓自然次序或历史次序刚好相反。马克思借此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历史次序(即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或者在观念次序(即“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在于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同一经济范畴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而且在同一社会形式的不同阶段，都具有不同的地位。在资本尚未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时期，包括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等在内的古代商业民族、中世纪的伦巴第人和犹太人，他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表现出来的抽象规定性，是由农业民族及其生产方式占优势的境况决定的，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只是表现为土地所有权的抽象规定性。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股份公司只是以拥有特权和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而后才逐步发展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此外，在谈论政治经济学时还存在“国家”这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无形中都全部或部分保留着“创造国民财富的最终目的是国家”的观念。这不过是一种不自觉的伪善形式，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现代国家在财富本身和财富生产面前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与工具。
第二章“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
②蒲鲁东指出，普遍理性对人类社会起决定性作用，经济范畴是普遍理性的工具及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呈现。每个经济范畴都对应特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形式的更替通过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的运动来完成。既然人类社会的前提和历史的出发点是普遍理性，那么，要叙述的不是那种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理解了上述观点，就等同于找到了经济理论的逻辑顺序和理性序列的方法，就能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化。(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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