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出版和广泛传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遭到了各式无端指责，其中不乏“黑格尔式诡辩”或照搬黑格尔辩证法等观点(以杜林、孚赫为代表)，甚至出现了一些出于善意的“误读”，最有代表性的是考夫曼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为了回击杜林等人将马克思归入唯心主义哲学家行列的做法，考夫曼“创造性”地对马克思的方法做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分，指出前者是与“唯心主义”(idealism)对立的严格的“实在论”(realism)，后者则是德国辩证法①。在他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用于指导其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就是上述结论最好的证明，这种研究方法的实在论基础在于通过以尽可能完善的现实及其依据为起点的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它具体表现为：第一，将社会运动看作受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以证实社会关系的既有秩序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第二，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等为转移意味着意识要素在社会运动中起着从属作用，这又决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只能是外部现象而非抽象观念；第三，通过对外部现象的详尽的科学考察，可以证实各种社会有机体整体结构的不同；第四，处于不同社会有机体结构中的同一个外部现象受完全不同的客观规律所支配，换言之，支配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上述实在论基础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了科学的价值，这种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消亡以及被另一个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
马克思并不反对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区分，但反对错误地定位它们的基础和性质、没有同黑格尔辩证法严格划界的做法。众所周知，马克思很早就将他用于改变现实世界的研究定性为“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本身作为近代以来的产物，与起源于柏拉图的强调理念作为唯一充分的存在的实在论有着质的不同，后者仍局限于解释现实世界。与实在论对立的是唯心主义即观念论，而与唯物主义对立的则是同属于近代哲学产物的、强调灵魂与上帝之间沟通的“唯灵主义”(spiritualism)①。受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定启发，马克思提出的“新唯物主义”一方面扬弃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强调通过实践方式来解决唯物主义与唯灵主义的对立：“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暂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②另一方面，“新唯物主义”以彻底改变哲学的功能和目的、吸收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各自合理因素的方式，在解决它们的对立的同时实现对它们的超越。马克思既要坚持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立场，从现实世界本身而非观念或逻辑范畴出发来解释它，来避免黑格尔辩证法将观念绝对化的弊端；又要吸收黑格尔辩证法所表征着的社会运动即建构现实世界的能动性，来克服费尔巴哈片面强调现实世界的客体方面进而将它僵化的弊端。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极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 : . . 1. . 18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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