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有了“新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才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通过把握资产阶级社会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来找到社会变革的道路，实现解释现实世界和改变现实世界的统一。这就是说，马克思辩证法的“新唯物主义”基础和性质始终贯穿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原本不需要过多地强调这一点，但是，以杜林为代表的反对者的有意曲解③和以考夫曼为代表的赞成者的无意误读，促使他再版《资本论》第一卷时特意强调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严格划界，并对其辩证法的基础、性质和超越性做出了新的诠释。首先，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新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实在论的，考夫曼描述的所谓“实在论基础”正是辩证方法。其次，它的超越性不仅体现在所“唯”的东西（现实或观念）上，将被黑格尔辩证法颠倒了的观念和现实的“主谓关系”倒过来，而是对现实世界及其发展趋势的截然相反的理解不是否定之否定即肯定，而是肯定中包含着否定。“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2)。
②同①192.
③“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中的那种异常尴尬的语调了…他做过两件事。第一，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约500页)，其次，出版过一本新的《自然的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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