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以插叙、评论和摘录等形式分散于不同研究课题之中的阐述，大概只是马克思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货币的形式问题所做的准备。总括这些思想，仍然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从始至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线索，即通过对关于货币形式的理论分析史的科学系统梳理，为准确地揭示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性奠定理论基础。
三、简单流通中货币的形式规定性
资产阶级社会这一较为成熟的社会形式里充斥着货币的各种形式，如计算货币、观念货币、铸币和信用货币等。尤其是金属货币即金银作为支付手段在世界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乃至一切资产阶级关系的货币表现。一方面，这些在货币本身之外的、看似无限多样的形式，掩盖了货币所固有的形式规定性，给我们理解后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找到货币的形式规定性，离不开对流通的准确把握，因为货币既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又是货币流通的主体；它既存在于上述作为分离的流通环节中，又存在于总体的流通中。在上述情况下，对于马克思来说，理解了货币的本质在于商品以解决货币分析的主要困难之后，就要结合关于简单流通的分析来揭示货币所固有的形式规定性及其相互关系，并对金银充当货币材料做必要的分析。
(一)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形式规定性
马克思指出，考察简单流通中或直接流通阶段上的货币形式，首先需要明确简单流通这个一般概念，具体而言：其一，简单流通的特点，或者说与复杂流通的不同。前者是从无数不同的点出发，又回到无数不同的点；后者则是从一个中心出发到达圆周的不同点，再回到一个中心，以银行制度为中心的流通即是如此。换句话说，简单流通只是自在的流通，它表现为商品规定和货币规定的简单的反复和交替，而不是起点和终点的统一。其二，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即“商品一货币一货币—商品”（W—G—GW）和“货币—商品—商品—货币”（GWW—G)①的关系。这两个方向相反的简单流通却是相互适应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而后者又决定前者。一方面，商品流通中一些因素不仅不以货币流通为转移，反而直接或间接决定商品货币流通。例如，生产方式的总的性质都决定着这两种流通，而更直接决定商品流通。考察影响货币流通的主要因素，即这种流通形式本身、流通的货币量和流通的速度，只有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才能进行。另一方面，货币流通所引起的诸多因素交换者人数即人口数量、人口城乡分布、商品生产的绝对量、商品流通的相对量、交通运输工具和工业等的变化和发展，带动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其三，简单流通的总体运动和具体环节。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前提意味着，作为商品流通结果的货币，而不是作为商品流通的环节(中介）的货币，成为货币自身流通过程的起点。简单流通的总体运动是商品流通过程和货币流通过程的统一②这两者才是它的具体环节，而不是简单的买(GW)和卖（W—G)的“恶的无限”。③由此可见，找出简单流通中货币的形式规定性，还是要从考察作为简单流通总体运动第一个环节的商品流通开始。事实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乃至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关于货币的形式规定性都是从商品流通中，而不是直接从货币流通中得来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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