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场革命没有持续很久就失败了。在对欧洲革命进行全方面反思时，马克思认为有必要考量经济因素对政治革命起作用的程度。从1847年的经济危机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事实，促使马克思去做进一步研究以完善其思想。①《经济学家》杂志关于1848一1850年经济史的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他的研究材料。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政治革命做了全面的剖析。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导致政治革命的根本原因；而政治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则是作为一般矛盾现实表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它所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和人口的普遍贫困。1850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繁荣时期的到来，工人运动开始步入低谷。“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②此时，马克思在经历现实的革命“洗礼”后意识到自己将资产阶级社会危机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他所做的论证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结构的严谨分析基础之上，而是一种对社会现象的直观描述。马克思并未详细考察经济危机所波及的人口的阶级构成和贫困化程度，以及在此条件下各个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否足以形成大规模的政治革命行动。经济危机虽然使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日益贫困乃至破产，从而不断接近无产阶级的地位和阶级意识来进行政治革命，但这种趋势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不甚明显或根本不存在。因此，若要证明经济危机及贫困普遍化是政治革命的直接原因，既有待于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又需要详细考察经济危机对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影响和在经济危机影响下各个阶级革命愿望的程度。换句话说，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是一回事，而这个制度的不合理性已经超出了社会所能够容忍的界限从而必须进行变革则是另一回事。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真正揭示经济发展、经济危机、人口普遍贫困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机制先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机制和特点，再叙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制条件下经济生产如何受到了束缚和限制才能判断出是否已经到了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临界点。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3.)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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