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归旨来看，批判蒲鲁东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也是极为必要的。马克思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点。他于1851年还曾计划写一本批判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的著作，将它发表在《革命》杂志上。尽管这一计划并没有完成①，但我们还是能在马克思的一些通信中找到他的批判思路：（1）蒲鲁东主义既极力排斥资本又试图保留资产阶级社会，它只铲除这种社会形式中的不良倾向和弊病。(2)“社会清算”只是通过废除利息来重建“健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而在资本价值不断贬值的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不仅没有产生利息，甚至无法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因此，社会清算本身是矛盾的、不确切的，它必然会致使小的非产业资本家变成产业资本家、大资产阶级而永久存在。（3）银行是蒲鲁东赖以实现一切目标的手段，他将“把资本变成现金”和“以货币形式贷出资本”这两项银行业务的难易程度混为一谈。“然而最后他会发现，如果他依靠假想的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使资本的价格按资本的利息降低的比例提高。其结果无非是使他的证券失去信用。”②(4）“强大的工人协会”是蒲鲁东依靠的组织形式，而他却没有准确地说明这一组织形式和其他诸如公社分享土地与房屋、工人占有工厂等具体举措。由此可见，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是反对共产主义。
此后一段时期，马克思再次中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专门从事报刊撰稿人工作。同之前的那次暂时中断一样，他不仅没有完全放弃批判工作，反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到了促进作用。马克思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些关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经济事件的评论性文章，例如，《工厂工人状况》、《英国工厂制度》、《1844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英国的贸易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危机》和《法国的危机》等。这使他熟识了大量实际的细节(尽管是被动的)，特别是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客观上促进了其政治经济学研究。通过具体考察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工业、贸易和金融业状况，详细分析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利率变动情况，时常追踪当时作为欧洲狂热投机活动中心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涨落行情，马克思总结到，虽然资本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大规模投机企业的出现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但决不能像一部分经济学家那样将投机过度和信贷滥用归结为经济危机的终极原因。工商业的周期性“痉挛”，即“危机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地重新出现”①，是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内在矛盾的结果。经济危机的加剧使得各国政府竭力挽回资产阶级的损失，将危机的诸多恶果转嫁给工人阶级，从而恶化了后者的贫困处境。工厂主们不仅无休止地延长工作日和降低工人工资，甚至还公然违反议会通过的法令，使用童工代替成年工。这导致“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对立正在迅速接近爆发真正的社会战争的地步”②，客观上为社会变革奠定了阶级基础。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主要原因是《革命》杂志的停刊和没有其他的发表机会。最终完成且保存下来的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一篇评论即《对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在这篇文章，恩格斯对《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做了大量的摘录和评论。
②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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