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此时的批判工作不只是局限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且注意到了一些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蒲鲁东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即“社会经济学”(scienceéconomique)②理论。例如，在《伦敦笔记》的笔记本VII中，马克思针对当时经济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经济危机问题，着重研究了货币、信用和流通等，批判了蒲鲁东等人用资产阶级货币制度的缺陷解释经济危机和将资本无法兑现归因于缺乏信用的错误观点。③此外，《伦敦笔记》中还有摘录和评述蒲鲁东《无息信贷》的部分。马克思在这部分中着重探讨了货币和利息问题，指出蒲鲁东走向阶级调和论的原因在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现象的肤浅认识。深入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后，就会发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对抗性。
导论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如果只能这样做，那么勒文塔尔必须负责出版两卷，你也需要这么大的篇幅，一则是为了作初步的批判，再则也是为了在最终决不会按伦敦的成本价计算稿酬的情况下使你多少有些收益。而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这种写法是有它的困难的，然而也有优点，就是在最后才把人们十分渴望知道的秘密揭示出来，而且是在庸人们看了三卷，好奇心越来越大之后，才告诉他们我们不是要制造莫里逊药丸。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反蒲鲁东和《宣言》，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向他们揭示了大秘密，那他们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就全有了。”[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3-434.]
②蒲鲁东认为，较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政治经济学是一切学科中最适于实践的一门。若用形而上学方法改造或重组这一学科，就能使它成为一种“具体的逻辑学或形而上学”，亦即“形而上学的一种客观形式和具体体现”和“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delaaction)。此外，蒲鲁东还专门诠释了社会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关联：一是社会经济学最早以哲学的形式出现，具体表现为逻辑学与心理学；二是社会经济学和哲学有着一个共同目标，即实现全人类的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自由在内的福利；三是上述共同目标的实现必然离不开形而上学方法，因为形而上学是确定规律的根本方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4-50.)
③ 具体内容参见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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