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所谓的应用经济学研究中，人们的研究方式无非是：抽样调查→样本分析→得出结论→建立模型→现实应用。表面看来，这种方法实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出发点即抽样调查不是建立在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理解之上的，而是按照某种方法进行的、实际上是某个既定结论所做的对这个结论的证明。这种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所依据的还是经济学的原理或教条。如何从现实的人出发来观照当今社会经济生活，找寻隐藏在经济学领域中的人的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答案，仍然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作。
与此同时，哲学的发展当前也已经呈现出部门化的趋势，并衍生出政治哲学、环境哲学、价值哲学、管理哲学等各种门类，它们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哲学究竟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上述领域中去?究其实，问题的提出已经包含了答案。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就是在上述领域之上的。哲学和经济学再次结合的产物决不是经济哲学，而是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形成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把握，在解释世界的同时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首先，在解释世界方面，哲学和经济学的内在合一的题中之义在于：哲学为经济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前提；通过经济学的研究使现实“照进”哲学中，从而构建出一种理解社会和历史的新哲学。其次，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应当以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找到社会和历史的新的辩证运动，而不是以实证哲学的“工具理性”为原则。否则，就不可避免地沦为现实的工具和手段，缺乏对现实的提升和超越。再次，哲学和经济学相统一的结果，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化结构，而是在实践格局的时代性转换中调整其内容的动态结构。关于时代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应当不断被纳入这个结构，就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最后，实现哲学和经济学的有机统一，既要对经济学和哲学有着全面的了解，又要不断借鉴二者研究的最新成果，切莫对它们一知半解。在这方面，马克思长达近40年的“原本批判”工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尽管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还是将现存的价值、货币和资本作为前提，并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分析出它们的价值规定作为研究基础，因而没有超过马克思批判的范围。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表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归旨还是实现价值增殖，而不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建构的理论落脚点在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于现实的个人，根本动力则是人自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它们共同决定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归旨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中深入研究社会规律时，应当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宗旨和落脚点，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一旦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学的任务就不再是找寻通过人为地组织生产来实现劳动的交换价值的方式，也不再是研究如何通过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来实现效用价值，而是探究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消灭价值，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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