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
自写作《巴黎手稿》到《伦敦笔记》为止，马克思在长达十余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形成了一些研究模式和批判手法，最典型的就体现在《哲学的贫困》中。1857年8月底，马克思在笔记本M中写下“导言”，详细地论述了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和方法，从而标志着其“原本批判”旧有模式走向终结。然而，在这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并没有摆脱旧有模式的影响(这符合一个思想家的真实思想历程，而且他本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框架在1857—1858年间是不断变化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和“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这两个部分是以《哲学的贫困》为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继续和深入。在具体解读这两部分手稿的内容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马克思“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做简要回溯。
(一)从遭逢现实问题到寻求变革出路
结合本书导论部分的内容，综观马克思本人所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现实中遭逢的复杂问题是激发他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因素。马克思首先做的是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和解决上述现实问题。他会为此圈定所读书目，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思路来做细致的摘录或者扼要的评注。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注意到部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一些重要概念和关键问题的阐发上，与“当前的经济事实”存在着许多不相吻合和互相矛盾的地方。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马克思一方面阅读和摘抄更多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来进行对比与辨析，以证实它们是否为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共性问题；另一方面结合逻辑论证和现实分析尝试破解这些问题，并形成较长篇幅的阐释。通过这样两方面的工作，马克思借助并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提升了自身对复杂现实问题的理解，而且指明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或社会变革的根本性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工作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往往呈现出循环的方式：他在遭逢新的现实问题时经常反复研究和摘录同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对同一个重要概念和关键问题做出深层解析和多角度探究。简而言之，遭逢现实问题→研读他人的著作→分析和批判他人的理论与思路→产生自己独立的思想并做准确的表述→指明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遭逢新的现实问题……如此周而复始，就是马克思在系统地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前的“原本批判”模式。特别是马克思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清算了思辨哲学的影响，建构了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从现实出发来理解人、社会和历史，在生产力普遍发达的基础上真正地实现社会变革）之后，他的研究模式就逐步固定起来。①而且，在这种研究模式下，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实现了内在整合。②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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