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决定因素的变化，必然导致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以李嘉图级差地租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主张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理论优等土地的有限和人口的无限增长，使得劣等土地被耕种与劳动报酬降低，土地所有者、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收入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而这三大阶级的经济利益冲突直接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和谐现象迭生势必遭到凯里的批驳。级差地租论只适用于工业资本反对《谷物法》的时期，并不符合19世纪美国的现实情况。此时，土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资本，地租和利息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它们都产生于自然支配人类和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冲突中。起初，一块土地在一个新的国家中是不具有价值的，伴随着对它的改造和它因交通改善而更靠近市场等，它才逐渐获得价值。要言之，正是投资于土地上的资本才使得它有了价值。况且，美国的情况与李嘉图所论述的耕种从优等土地转向劣等正好相反：受位于河床下游的较为肥沃的土地极易遭受洪灾而绝收的影响，美国人最初在靠近山顶或半山腰的较为贫瘠的土地上耕作，从而导致已耕作的远不如未开垦的土地要肥沃。此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需要，既提升了贫瘠土地的质量，也提高了肥沃土地的开垦率。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增加，地租就不可避免地提高，社会财富进一步增加和积累。在人口和财富共同增长的同时，人的思想也会不断进步，并趋向联合与和谐，而这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和谐与财富增长处于一种良好的互动趋势。
不同于从结论出发批判李嘉图级差地租论，凯里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始于论证其理论前提的不可能性。他不否认英国社会中各种贫困惨状的存在，而是反对将它们作为如下前提和结论的事实依据：人口所呈现的几何式增长始终要快过生活资料所呈现的算术式增长，从而导致工人的工资降低和生活恶化，人口进一步减少。现实中和理论上不符合上述前提的事例比比皆是：自然环境的不同会导致人类生育能力的变化，这说明人口的再生产速度是可变的；英国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工人真实工资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的现象，这说明社会的贫困惨状不能全部归因于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可以提高个人发明量及其实际应用速度，这说明人口增长的规模及趋势有助于包括生活资料在内的人均产出的增加；人类的机体和机能是十分复杂的，比如在大脑功能不断完善的情况，其再生育功能可能会持续下降，这说明只从动物性的角度来阐述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关系是不合理的；等等。由此可见，人口状况不是受某种天意的摆布以呈现出几何式增长趋势，而是基本上受人为控制的，以致人口增长可以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质言之，马尔萨斯所代表的作为满足人口需要的人类社会制度的各种理论表现是亟待修正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口增长会随着交往增加、资本增长和技术提升而产生更多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伴随着文明进步而产生的替代规律作用，会使得人们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大为降低。
第一章“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① H. C. Care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1. Palala Press, 201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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