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里蒙的劳动货币论明显是继承了蒲鲁东的理论，后者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论述过贵金属具有作为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的原因②，主张废除货币和使用劳动券①。到了19世纪50年代，蒲鲁东在《无息信贷》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无息信贷理论和银行改革的观念。他指出，作为君主理性安排和国家的某些执政者特殊意志的产物，货币的出现正是产生剥削的根源，它使得产品的直接交换变为间接交换，并产生了专门从事产品交换活动的商人阶层。他们为了追求货币而肆意提高产品的市场价格，从而使得劳动者无法用自己制造出来的某种产品的价值，从市场上买回等值的产品。产品的贷放更是一件坏事，它将导致人们在不失去产品所有权的情况下，反复出售同一产品。由于对整个社会而言，产品总是确定的价值，换言之，产品和资本是没有区别的。所以，资本的放贷（取息）也是一件坏事，它总是在积累利息的过程中不断回到其出发点，总能带来利润。要消灭剥削，改善劳动者贫困的状况，就必须消灭货币。最彻底且有效的办法是为产品做“标记”，按照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随时随地进行交换。为了做到这一点，蒲鲁东在成立人民银行时就设想按劳动货币进行交换，取消现存的货币形式和实行无息信贷。具体说来，由人民银行来收购小工厂和小作坊的全部产品、发放劳动券，劳动者凭借这种标明劳动数量的证券按需进行产品的直接交换。而实行无息信贷的好处就在于能使劳动者一下子免除总计约60亿法郎的额外支出，从而为和平合法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经济危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基于对蒲鲁东和达里蒙之间思想传承的认识，马克思在批判达里蒙劳动货币论时，便不可避免地回到其“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②
C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M. Alfred Darimon. Réform des Banques. Libarie de Guillaumin et CIE. Paris, 1856 : 7.
②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指出，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货币及拥有这一特权的原因在于它是价值已经构成的第一种商品，其过程是：金银在宗法时期就已经比其他商品显现出优势，并逐渐占据支配地位；随着君主逐渐占有贵金属并在上面打上自己的印章后，贵金属便成为货币这种最优越的（parexcellence）商品；交易中的任何动荡都无法改变这种商品所保持的、在各种支付中被人们所接收的一定的比值。总而言之，“金银除了它所具有的金属特殊性能外，还因为它本身开采困难，特别是由于国家所作的干预，所以很早以来便成为一种具有稳定性和确实性的商品”。从这点来说，作为货币的金银的价值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比值执行支付手段的功能。这种价值尽管有可能会不断改变，但是绝不会像别的价值那样发生贬损。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6-110.]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批判达里蒙时曾评论：“无论如何也不能附和蒲鲁东，说什么危机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只有贵金属同其他商品相对立而具有可靠的价值；这是因为，仔细考察一下，谷物价格的上涨只不过意味着必须拿出更多的金银来交换一定量的谷物，也就是说，金银的价格同谷物的价格相比下跌了。因此，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起，同谷物相比贬值了，任何特权也不能保护金银免于贬值。金银同谷物相比的贬值和谷物价格的上涨是一回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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