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贵金属外流与经济危机决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制止贵金属外流的行为会加剧经济危机。导致法国贵金属外流的不仅有谷物歉收和工业博览会期间的交易活动，还包括蚕茧歉收、投机活动和战争等诸多复杂性因素。在考虑货币的情况下(即银行用来为公众的汇票进行贴现的银行券，是取得贵金属的凭证，也是取得国家的产品储备和直接劳动力的凭证)，一方面谷物和蚕茧歉收以及可供交换的财富被固定到贵金属上，使得可被用以直接交换的国家财富绝对地减少；另一方面，法兰西银行提高银行券贴现的条件使得其数量无限制地增加，这些势必导致纸币贬值和随之而来的生产突然瘫痪。而在完全不考虑货币甚至产品的交换价值的情况下，法国也会处于普遍危机之中。谷物歉收所导致的其价格上涨意味着其余一切商品价格的下跌，因为购买其他产品的数额会随着购买谷物数额的增加而减少。产品价格的下跌就意味着它同正常生产费用所决定的价值的比值下降，从而造成生产部门的生产率降低；与此同时，产品的平均价格又是一切契约、债务等的基础，换言之，一切经济关系是以劳动的某种平均生产率为基础的。上述两种因素共同导致经济危机不仅波及谷物，还波及其他一切生产部门。更为重要的是，谷物价格的上涨也意味着贵金属同其他一切商品一起相对地贬值，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任何特权或统治地位都无法使贵金属免于贬值。“因此，在谷物严重歉收的情况下，大多数商品(包括劳动）的跌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金的输出，因为即使本国的金根本不输出，外国谷物根本不输入，跌价和危机还是会发生的。危机只是归结于供求规律…金的输出不是谷物危机的原因，而谷物危机却是金的输出的原因。”①
第三，经济危机的原因决不是银行券可兑换贵金属，更不能通过废除这种可兑换性来加以防止。18091811年英国经济危机时发行的正是不可兑现的银行券，就能够充分证明上述论断。在调和公众代言人和银行之间的争论时，达里蒙肤浅地认为通过发行劳动券的方式以废除贵金属的特权和银行券的可兑换性，就能够消除经济危机。这种论调的重要前提是银行可以凭借其对贵金属储备的垄断而绝对地控制货币市场和信贷，但实际上银行调节信贷的权力是有条件的且受限制的，它只有当私人“贴现业者”完成贴现即终止调节信贷权力时才开始。更为重要的是，废除贵金属特权等同于将一切商品都提高到贵金属才享有的统治地位，用劳动券取代银行券和废除货币的办法却是将全部商品都变成货币并赋予其以货币的特性，这种做法已经表明了其荒谬性，它所提出的条件本身已经决定着它不可能被解决。任何特殊的交换工具或一般等价物所造成的不便必然会重复出现，由此就产生一个实际的问题：资产阶级交换制度本身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交换工具?它是否必然会创造一种一般等价物？“达里蒙竭力回避这个问题本身。要废除货币而又不要废除货币！要废除金银由于作为货币这种排他物而具有的排他的特权，但是要把一切商品变成货币，也就是说，要使一切商品都具有离开排他性就不再存在的属性。”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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