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反对意见与其说是想让我改正错误，9不如说是向我提出了挑战，促使我对我的论点进一步加以阐明和深化。因此，这个新的版本没有太大的变动，而只是补充了英文版中的两处订正以及一些参考文献。
有两个重要的反对意见，我想至少应该提及一下，因为它们很有道理。贝尔格(J.Berger)使我认识到殖民化主题的片面性。10试图对时代问题加以诊断，是人们当前所关注的现象，仅仅用交往理性的生活世界全面受阻来解释是行不通的；相反，生活世界自身的使命，就在于冲破对周围世界采取默然态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藩篱。我由于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抽象(Realabstraktion)概念积极加以改造，因而在思考和诊断时代问题时过于强调某种观点，而未能充分利用此处所阐述的命题的分析潜力。
斯克杰(E.Skjei)指出了我在分析简单命令时所遇到的困难(第一卷，第361页)。11要想领会常规来讲并不具有权威性的要求行为“Ip”，仅仅认识到满足“p”的条件，也就是说，仅仅知道受众所要做些什么或付出些什么，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当听众知道言语者希望能够打动听众，他才会理解言语者以言行事行为的意义。他必须认识到，言语者的要求中带有权力要求，言语者可以赋予这些权力要求以一种可供使用的公认的潜能。因此，除了实现条件之外，公认条件也是表达出来的意志可以接受的条件。当然，它们并非源自以言行事行为(illokutionärerAkt)自身的意义内涵；公认潜能和言语行为的联系总是偶然的和外在的。这就使得我不能不把这些简单命令和表意行为(Perlokution)一视同仁(第1卷，第439页)。可是，这样一来，命令的确所属于的以言行事行为就会进入策略行为语境，这就势必会导致悖论结果：在贯彻这些命令时，言语者肯定会同时从理解和目的两个角度行事。我在回答斯克杰时已经说明了我打算克服这些困难的具体途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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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