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芬克尔如果想克服胡塞尔的绝对论与布鲁姆（Blum）和迈克休(McHugh)的相对论之间的悖论，他就必须认真对待真实性和正确性观念当中的普遍性要求，并把它们当作是言语有效性基础的表现形式。由于(和只要）社会科学解释者作为(至少是）潜在的参与者，必须把直接的参与者所依靠的有效性要求当作自己的依据对象，所以，他可以从言语内在所固有的合理性出发，对参与者为他们的表达所提供的合理性予以认真对待，并加以批判检验。谁如果关注的只是参与者的前提，并对解释对象采取一种反思的立场，他就不会置身于他所探讨的交往关系之外，而是深入其中，把交往关系推向极端，而且他所使用的方法是所有参与者都可以掌握的。从交往行为到话语的发展路线在自然语境中遇到了重重障碍，但在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结构中却是一以贯之的。
(c)哲学解释学：传统主义的观点和批判的观点
人种学方法论之所以对成熟言语者的解释潜能感兴趣，是因为他想搞清楚在合作解释过程中，行为是如何被协调起来的。人种学方法论的探讨对象是解释，而解释是互动参与者的长期工作(Dauerleistung)，也就是说，人种学方法论所探讨的是语境解释与共识保障的具体细节，如果参与者在稳定的行为语境中能够顺利地理解语境，那么，这些细节本身将是十分复杂的。从微观角度看，任何一种沟通都是偶然的和零散的。相反，哲学解释学研究的是成熟言语者的解释潜能问题，其出发点是：一个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一个陌生环境里如何才能领会那些难以理解的表达。解释学所探讨的解释是一种额外劳动(Ausnahmeleistung)；一旦需要付出这样的劳动，肯定是生活世界的重要环节出现了问题，或是文化背景变得模糊起来，或是沟通的常规手段失灵了。从宏观角度来看，沟通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受到阻碍，比如，出现了陌生的语境，陌生的文化或陌生的时代，也就是说，出现了反常的生活领域。我们这里着重讨论的是解释学问题。因为，根据受阻交往的检验，可以看到，理解社会学的上述两种分支研究部门一直都置之不理的问题，解释学现在再也不能撒手不管了，即意义的解释问题最终是否能够和有效性的反思问题脱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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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