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首要的政策是拒绝严肃地考虑这个流行的建议：行为的效率、功效、效力、可理解性、一致性、计划性、典型性、一致性、可重复性即实践行为的理性性质应该使用取自外在实际语境的尺度或标准来加以评估、承认、分类、描述，外在实际语境的成员是在这个语境中承认、使用、生产、谈论这些性质的。实践逻辑与实践方法论和调查的结果在它们的一般特征范围内被依照尺度加以评估，这种评估所依据的所有程序是作为人种学方法论研究的现象而有意义的，而非别的……行动的所有“逻辑的”与“方法论的”特质，一种行为的意义、真实性、客观性、可说明性、公共性的所有方面，都要被当作社会组织的公共实践的伴生性成就。这个政策被补充认为，任何社会语境都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自我组织的现象，它充分考虑到了社会的可理解性特征，社会不是作为社会规则的再现就是作为社会规则的自明性而呈现出来。任何语境都组织其行为以使其特质成为可察觉的、可计算的、可记录的、可报告的、可作为故事来讲述的、可分析的，简言之即可描述的实践行为的组织语境。 211
但是，如果伽芬克尔认真对待这一劝告，他就必须为人种学方法论者保留一种作为“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的特殊地位。他在一旁观察直接的参与者，观察他们如何表达，才能让别人理解他们，而他们本身又是如何理解和解释其他人的表达的。人种学方法论者对此深信不疑，他为自己的表达确立了有效性范畴，这些范畴从一开始就与参与者自身设定的范畴之间存在着距离。如果人种学方法论者不相信自己具有这样一种超越的地位，他就无法为自己的表达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而最多只能为理论家相互之间的语言游戏提供一种新的有效性范畴：科学的合理性标准与其他生活领域中的有效性范畴一样，都有特殊性。 212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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