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对理论历史进行重构还有一个长处，就是：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行为理论概念、理论观点以及经验命题之间自由选择，同时还可以抓住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不放：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否可以说只是一种合理化的过程。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选择了如下途径：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一方面涉及宗教世界观的结构转型、价值领域(科学、道德和艺术）分化的认知内涵，另一方面也涉及资本主义现代化这样一种或然性的模式(第二章)。卢卡奇以及后来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接受了韦伯的合理化命题，从这样一种尴尬的接受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哲学已经走到了极限，从目的行为向交往行为过渡是有充分理由的(第四章)。在这一点上，米德的交往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与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是十分一致的，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概念发生的角度对以语言为中介、以规范为主导的互动概念加以解释。神圣事物的语言化观念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得米德和涂尔干关于社会世界合理化的观点能够一致起来(第五章)。
根据帕森斯的理论，可以来分析系统论和行为理论在基本概念上的关系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将采用探讨系统问题的中间考察的结论(第七章)。第一个中间考察把韦伯的行为理论作为出发点，来阐述交往行为理论的形式语用学命题(第三章)。第二个中间考察将首先阐明生活世界概念，接着再追溯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相互脱离的过程，以便对韦伯的合理化观念加以转换，使之适用于当代语境（第六章)。结论一章则把理论历史研究与系统研究结合了起来；一方面想根据法律化的趋势，来检验上文对于现代性的分析，另一方面则是要把社会批判理论在今天所肩负的使命阐述清楚(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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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