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结构问题:为了便于人们阅读和理解,哈贝马斯在出版《交往行为理论》(第一、二卷)之后不久,就把他围绕这部著作先后撰写的相关文章编辑成导读式的专著,题为《关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准备与补充》。同样,为了便于汉语学界接受《交往行为理论》,也为了给有关研究者提供完整的研究文献,我们在征得原作者和原出版社同意的前提下,把《关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准备与补充》这本导读著作和原著放到一起,作为《补充论证卷》,一同予以翻译出版。
(3)书名问题:许多友人都曾向我提出,认为这本书的标题翻译为“沟通行为理论”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个人认为,把“Kommunikation一词翻译成汉语的“交往”和“沟通”,只是字面上的差别,而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这里之所以坚持选用“交往”,主要是想强调哈贝马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强调这本书中所理解的“Kommunikation”概念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提出的“Kommunikation”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
译本出版之际,请允许我首先向哈贝马斯教授(Prof.Dr.JürgenHabermas)本人表示感谢,感谢他在诸多方面对我的大力帮助。在我留学德国、阅读和研究哈贝马斯著作期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弗里德堡教授(Prof. Dr.Ludwig von Friedeburg)、霍耐特教授(Prof. Dr. Axel Honneth),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的尼森博士(Dr.PeterNiesen),以及波茨坦大学哲学系的克吕格尔教授(Prof. Dr.Hans-PeterKruger)等,均给我提供了工作上的方便,学理上的指点和技术上的帮助。国内诸多师友,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诸位师友,长期以来一直关心和帮助我对哈贝马斯的翻译和研究,但愿这个译本不会让他们过于失望。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俞吾金教授和陈学明教授给我提供了驻所研究的机会,让我得以从纷乱嘈杂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把译稿系统地整理和校对了一遍。
2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