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哲学反思的自足性。随着黑格尔辩证法逐步与时代合流，理论与实践的中介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实践理性所涉及的问题，再也不能只用哲学的手段来加以解决了；它们跨越了纯粹论证的界限：批判的武器需要对武器加以批判。用实践手段来进一步发展理论，不会揭示出太多的普遍性内容；值得提及的，就是革命理论了。1 18
另一方面，在用非批判的手段把握辩证法概念的过程中，黑格尔又引起了重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深入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当中，以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范基础至今还模糊不清。马克思主义的模糊内容不是被回避了，就是被遮蔽了，因而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被回避了，是因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分解成了社会研究和道德社会主义(阿德勒)；被遮蔽了，既是因为正统派用黑格尔来限定马克思(卢卡奇，科尔施),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被等同于19世纪的自然主义发展理论(恩格斯，考茨基)。这些理论为历史哲学最初探讨的合理化主题进入社会学领域铺平了道路。 19
对于这些理论来说，重要的是孔多塞历史哲学观念的第四个假设。孔多塞如果认识到，不断改进的理论知识具有经验意义，他就会把文明的进步还原为人类精神的进步。任何一种解释命题，一旦从合理化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现象，其出发点就必然是：知识和认识的论证力量具有经验意义。但是，孔多塞既没有深入研究学习机制和学习过程的前提，也没有解释清楚，认识是如何转化成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合理组织的；更没有注意到，认识会带来预料之外的副作用。孔多塞所信赖的是精神的自发作用，也就是说，孔多塞以为，人类的知性依靠的是知识的累积，而随着知识的不断扩散，又会反过来对文明的进步产生影响。当然，这种自发性表现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从参与者的实践角度来看，文明的进步是知识普及的结果，是哲学家影响公众舆论的结果，是改革学校教育和大众教育的结果。这些启蒙实践的目的是要推动人类精神不断进步，但它们自身都是历史哲学的产物，因为它们第一次从理论上揭示了人性的过程，以便让那些参与者能够在实践中进一步推动这个过程。从科学家的理论角度来看，文明的进步是一些可以用自然规律解释清楚的现象；从实践角度来看，合理化表现为一种有意志和有意识的交往实践；而从理论角度来看，合理化表现为一个合乎规律的认知过程。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但是，只要我们从唯心论的角度认为人类精神是一种权力，它有着自已的逻辑和动力，上述两个方面就可以和谐地联系在一起。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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