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孔多塞是18世纪的产儿，他未能搞清楚，如果从现代科学合理性的角度去把握人类历史的同一性，他所提出的普遍主义要求会有多大的有效性。孔多塞并不怀疑，总有一天，所有的民族都会“接近像法兰西人和盎格鲁一美利坚人这些最开化、最自由、最没有成见的民族已经达到的文明状态”。17
对于这个信念，孔多塞的论证是：和自然科学一道形成的合理性，并不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而是人类精神内在所固有的。这种关于普遍理性的假设，首先遭到了历史学派，后来又遭到文化人类学的质疑；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关于这一点，本书导论在讨论合理性争论时已有交代。但是，对于历史哲学在19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则是其他两个假设。
再次，正如我们看到的，孔多塞把科学进步的认知内容与成熟的道德实践内容联系在一起；所谓成熟，就是指摆脱了教条和自然的权威。孔多塞使用的是前批判的“自然”概念，这个概念曾出现在康德的历史哲学著作中，被用来确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在孔多塞那里没有构成问题，尽管从休谟（D.Hume）以来，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关于道德理论和国家理论的规范命题无法从经验科学的命题当中推导出来。最初，这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所探讨的主题。黑格尔的法哲学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建立起辩证法中介，这个中介在马克思那里进入了社会理论，而且通过双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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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