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个主题有助于我们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把合理化过程解释为增长过程；第三个主题则使得社会史更加合乎达尔文建立起来的自然史进化模式。这样，斯宾塞（H.Spencer）就可以建立起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它剔除了历史哲学的模糊唯心论，把文明的进化看作是自然进化的延续，进而使文明的进化彻底合乎自然规律。
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壮大，宪政国家的建立以及现代管理制度的形成等，所有这些趋势可以说都是一些经验现象，是社会系统结构分化的结果。我们无须再把它们仅仅看作是内在精神历史（可以还原为学习过程和知识累积）的经验标志，也无须再把它们解释成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合理化标志。
通过对孔多塞提出的四个历史哲学基本假设的考察，我们可以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理论简单地概括如下：它们既没有对启蒙的理性主义，也没有对启蒙的普遍主义提出质疑，因此它们还没有意识到欧洲中心论所面临的危险；它们还在重复自然主义的错误结论，当然，这一点不太显著，因为它们至少提出要用关于实践道德进步的价值判断去解释关于进化的理论命题；另一方面，它们也更加紧密地依靠社会科学，用（偏向生物学的）经验科学的进化概念，来填补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规律的唯心主义论述所遗留下来的空白。
韦伯重新接手合理化主题，并使之成为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主宰当时科学史语境的，是对19世纪进化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可以用上文的关键词来加以明确。在这里，我将从反方向来清理历史哲学的上述基本假设：批判的焦点是进化决定论，道德自然主义以及发展理论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