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至少应当把韦伯的问题看作是一个经验问题，即不断合理化的生活领域之间的紧张，难道真的是由于抽象价值标准之间的不合拍，或者只是由于合理化具有特殊性，因而出现失衡；比如说，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行政管理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就是以牺牲其他生活领域为代价的；就其结构而言，生活领域依靠的是道德一实践的合理性和表现的合理性，但它们被经济合理性和行政合理性强行占领了。不管答案如何，我们都不能把现代价值领域以及相应的社会各领域赖以合理化的有效性内容与任意一种价值内容（即具有历史特殊性的价值模式）等量齐观。相反，有效性要求构成了一个系统，并在西方理性主义当中首先表现了出来；尽管这个系统的内部充满了紧张关系，但它还是超越了一切文化特性的限制，要求对所有的“文化人”都具有约束力和有效性。
关于(e):生活方式的合理性。韦伯经常指出，新教职业伦理的核心具有非理性的成分；我们不能从直观上去否定韦伯的正确性。韦伯曾经深入研究了，
思想和生活的“合理”形式究竟是何种精神的产物。职业思想以及（从自身利益角度来看是非理性的）献身职业劳动的精神，都是源于这种“合理”形式。献身职业劳动的精神过去是，现在依然还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正是献身概念以及“职业”概念中非理性因素的来源。71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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