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发挥社会功能。
解中心化的世界观一方面为我们从认知的角度对待事实的世界以及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对待人际关系的世界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为摆脱了具体化命令的主体应对个体化的需求本性提供了可能。这就是世界观从文化层面转向社会行为层面的过程，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追述。第一条路线一直都被韦伯忽视了，它是由社会运动开创的，其直接动因是传统主义的抗拒立场、现代的正义观念，以及哲学的科学理想和艺术理想、资产阶级观念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观念。第二条路线带来的是文化的行为系统，专门用来处理文化传统的不同内涵。直到18世纪，才出现一种根据不同学科门类组织起来的科学活动、普遍主义的权利学说、一种非正规的权利公共领域以及通过市场组织起来的艺术活动。与此相应，教会失去了它所承担的对文化解释系统的普遍责任；除了祭祀功能之外，教会还坚持对道德一实践问题承担部分责任，在这一点上，教会与世俗的机构产生了冲突。对于现代性的文化社会学，韦伯也只是捎带着进行了研究；韦伯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了第三条路线上面，即合理化的黄金大道：在16和18世纪之间，目的工具理性行为在欧洲获得了普遍的制度化，并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韦伯用来揭示现代意识结构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两种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那么，它们的“合理性”究竟表现在什么方面呢?从经济社会学(Wirtschaftssoziologie)和统治社会学(Herrschaftssoziologie)的角度，人们得出了这样的看法：韦伯在讨论社会合理化的时候，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企业和现代国家机关当中体现出来的组织模式。在韦伯看来，这种企业形式和机关形式的合理性在于，首先是企业家和官僚，然后还有工人和雇员，都要作出目的理性行为。资本主义企业和现代国家在组织模式上的一致性，就是“具体的生产手段越来越集中”到善于合理算计的企业家或领袖手里：
276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