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往行为理论中，语言沟通作为协调行为的机制，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分析哲学的核心内容是意义理论(Bedeutungstheorie),它为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展现了广阔的前景。这里所说的还不是那些跟行为理论息息相关的意义理论命题，也就是说，还不是意向主义的语义学(intentionaleSemantik)4,它的创始人是格里斯(H.P.Grice)5,后来又经过了刘易斯(D.Lewis)6的补充，并得到了席福(St.Schiffer)7和贝内特（J.Bennett)8的加工发展。这样一种唯名论（nominalistisch)的意义理论不能用来解释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的协调机制，因为它一意孤行，坚持用因果行为模式来分析沟通行为。
意向主义语义学所立足的是一种反直觉的观念，即对符号表达“X”的意义的理解，可以还原为对言语者“S”的意图的领会，因为言语者借助于符号让听众“H”去理解一些东西。这样，一种派生的沟通样态就被装饰成为沟通的原生样态。而派生样态的沟通本来是言语者在直接沟通发生障碍的时候才会采用的。意向主义语义学把符号表达“X”的意义，还原成了言语者用“X”所给出的直接或间接的意图。意向主义语义学的这一尝试未能取得成功，因为听众所要理解的是两样东西，一方面是理解言语者“S”使用“X”的意思，即“X”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要认清言语者“S”使用“X”所追求的目的，也就是说，言语者通过他的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只有当听众“H”认清了与他交往的言语者“S”的意图，并领会了贯穿在言语者“S”交往意图中的真实用意，言语者“S”才有可能成功地把意图展现出来，即让听众“H”去理解意义。仅仅认识到言语者“S”的交往意图，听众是无法理解言语者“S”的真实用意的，也就是说，他无法理解言语者为什么会与他交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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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