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交往行为理论具有建构意义的，只是那些关注语言表达结构的分析的意义理论，而非关注言语者意图的分析的意义理论。当然，交往行为理论所看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借助于沟通机制把不同行为者的行为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使这些行为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范围内组成一个网络。就交往行为理论的这个问题而言，卡尔·比勒(Karl Bühler)的工具论模式(Organonmodell)具有典型意义。10比勒的出发点是关于语言符号的符号学模式，言语者（发送者）使用语言符号的目的，是要与听众(接受者）就对象和事态达成理解。比勒区分了使用分号的三种不同功能：
(a)表现事态的认知功能;
(b)交代言语者经验的表现功能;
(c)向接受者发出要求的召唤功能。
因此，语言符号同时承担着三种功能，分别表现为：符号(Symbol）、表征（Symptom）以及信号（Signal）：
作为符号，它所依据的是对对象以及事态的分类；作为表征，它所依赖的是发送者，它表达了发送者的内心；作为信号，它所依靠的是对听众的召唤，它像其他交往信号一样，主宰着听众的内在活动和外在行为。“
我在这里没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语言学和心理学12对于这种语言模式的接受和批判，因为它们的重要论述(除了一个例外13)，都被语言分析哲学吸收了过去；至少，有三种最重要的分析的意义理论可以套用到比勒的语言模式中去，它们通过对语言表达的使用规范的形式分析，从内在阐明了交往理论，而不是根据对转换过程的控制论分析，从外在阐明交往理论。意义理论对工具论模式的这一建构路线，远离了把沟通过程当作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传递信息的客观主义观念， 14而面向一种关于互动的形式语用学概念，这种互动发生在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并以沟通行为作为中介。
三、第一卷的中间考察:社会行为、目的行为以及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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