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勒的语言功能理论可以与分析的意义理论的方法和观点结合起来，共同成为一种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但前提是必须把有效性概念（超越了命题的真实性）加以普遍化，而且不要再仅仅从命题的意义学角度出发，而是从表达的语用学角度出发，去鉴别有效性前提。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把语言哲学中的范式转型(最初是由奥斯汀提出的，阿佩尔后来从历史的角度加以阐明17）推向极端，以便哪怕是在选择语言理论的本体论前提时，也真正实现摆脱“语言的逻各斯表现论”，也就是说，真正做到放弃语言表现功能的特殊地位。这样做的关键并不在于在断言样态之外再给予其他语言应用样态以同等地位；相反，我们必须像对待断言样态一样，揭示出其他样态的有效性要求和世界关联。18我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提出我的观点的，即不要把以言行事功能当作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而与作为有效性基础的命题内容对立起来；相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以言行事功能，把它们看作是特殊的功能，因为它们详细说明了言语者在他的表达中所提出的是怎样的有效性要求，又是如何提出的，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些有效性要求。
借助于表达的以言行事力量，言语者可以促使听众接受他所提供的言语行为，并从合理的动机出发对待他的言语行为。这种观点的前提在于：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可以与多个世界建立起联系，而且，由于他们相互之间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因此，他们为他们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共同设定的世界体系作为基础。因此，我建议把外部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把内心世界当作外部世界的补充概念。于是，相应的有效性要求，包括真实性、正确性以及真诚性，就可以用来作为选择理论视角的主导概念。由此出发，语言应用的各种样态以及不同的语言功能也就可以得到论证，语言中不断变化的言语行为也就可以明确下来。比勒所说的语言的召唤功能恐怕得区分为调节功能(regulative Funktion）和命令功能（imperativeFunktion)。在调节性的措辞中，参与者用不同的方法提出了规范的有效性要求，并与他们共有的社会世界中的事物建立起联系；在命令式的措辞中，参与者与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建立起联系，在此过程中，面对接受者，言语者所提出的是一种元要求，目的是要促使接受者在行为过程中让所追求的事态能够体现出来。沿着这条路线建立起来的交往理论对于社会学的行为理论是很有用处的，但前提是要阐明，交往行为，也就是言语行为或等价的非口头表达，是如何获得协调行为的功能的，又是如何建立起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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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