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意义与价值:从言语行为中产生的以言行事行为的责任后果
根据以言行事行为与以言取效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试图指出，言语行为在开始的时候尽管可能具有策略性，但它只对交往行为具有构成意义。交往行为不同于策略互动的地方在于：一切参与者都毫无顾虑地追求以言行事的目的，以此来达成共识，而这种共识是协调不同行为计划的基础。此外，我还想说明的是，通过交往达成的共识，要想履行协调行为的功能，必须满足怎样的前提。我所依据的是一些基本的命题，它们都是由一个言语者的言语行为和一个听众的肯定立场构成的。比如下述命题：41
(1）我（特此）向你保证，我明天会来。
(2)请你戒烟。
(3)我向你坦白，我觉得你的行为是可恶的。
（4）我预先可以告诉你，假期里会下雨。
从这些命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肯定的立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所明确的又是怎样的互动结果：
(1′）对，我相信……
(2′)对，我愿意听你的………
（3'）对，我相信你……
(4′)对，我们必须考虑到……
听众用“对”（Ja）来表示他接受了言语者的言语行为，并证明了他们之间已经取得共识。这种共识一方面涉及表达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涉及言语行为内在的保证及其对于互动具有重要意义的约束力。言语行为中的行为力量表现为一种要求，而言语者是在言语行为中用完成行为式的动词提出这个要求的。由于听众认可了这个要求，因此，他也就接受了言语行为所提出的内容。这种以言行事的结果对于行为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有了这种结果，言语者和听众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协调一致的人际关系，能够对行为的活动空间和互动结果加以规整，并为听众提供不同的行为，让他们有多种理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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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