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赞同韦伯的观点，认为形式理性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韦伯对形式合理性的定义使得行为“可以计算”：从工具角度来看，形式合理性就是可使用手段的有效性；从策略角度来看，形式合理性则意味着，在一定的优先条件下选择手段的正确性。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的第二个方面，即选择的合理性尤其具有“形式特征”，因而与对建立在主观偏爱基础上的价值自身的实质判断有所不同。这里所涉及的是行为取向的结构，撇开道德合理性和审美一实践合理性的标准不论，行为取向的结构决定于认知工具合理性。韦伯强调，随着严格意义上的认知价值领域以及科学组织的学习过程的分化，合理性将不断增长：从系统的角度来看，行为链的扩展只能用真实性和有效性的意义来加以衡量，并用形式合理性来加以计算和改进。相反，霍克海默则强调，由于行为只能从认知方面加以判断、规划和论证，因此，合理性在不断丧失。这一点从措辞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霍克海默把目的合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这种措辞的反讽特征在于，康德认为，理性所涉及的是理念的力量，并且包括实践理性和审美判断力在内，而在霍克海默那里，理性和被康德严格区别开来的东西，即认知主体和听从技术命令的行为主体的知性行为等同了起来：
理性观念被构思出来之后，所做的就不应当仅限于调节手段与目的；理性观念被视为理解目的、决定目的的工具。
尽管霍克海默和韦伯所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但霍克海默还是坚持了构成韦伯时代诊断核心内容的两个主题，即(1)，意义丧失主题；(2)，自由丧失主题。他们二人只是对这些主题的论证有所不同，因为霍克海默在论证过程中坚持的是卢卡奇所提出的观点，即把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理解为物化(Verdinglichung)(3)。
四、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作为物化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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