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自由丧失主题
如果说意义丧失主题是从内在结构可以重建的文化合理化过程中推导出来的话，那么，自由丧失主题则源于社会合理化过程。当然，韦伯和霍克海默在欧洲历史发展过程中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即16和17世纪以及19世纪晚期。在16和17世纪，新教、人文主义以及现代科学等的发展，对宗教世界观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产生了质疑，而在19世纪晚期，自由主义已经发展成熟，处于从自由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过渡的关键时期。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起来，依靠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方法合理性得益于新教当中盛行的苦行主义伦理所具有的同一性力量。霍克海默除了在精神分析方面略有保留之外，基本上是赞同韦伯观点的，即这种讲求原则的伦理是人格独立和个体性等文化再生产的基础：
基督教坚持强调每个人的永恒价值，而且所使用的手段正是否定世俗社会中自我捍卫的意志，以便捍卫永恒的心灵，基督教的这种观念甚至也迎合了西方的非基督教思想体系或反基督教思想体系。当然，其代价是压制人的天性和导致我们文化中充满了虚伪，而后者是由于压制从未得逞造成的。不过，也恰恰是内在化强化了个体性。个体拒绝效仿基督去献身，这样便在世俗社会中为自己树立起一套新的生活规则和生活理想。
霍克海默用一种比较含糊的形式重复了韦伯的观点，认为宗教苦行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经济理性行为的根本；这里他所关注的是自由主义时代，而不是现代生产方式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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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