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早就从西美尔(G. Simmel)的《货币哲学》(PhilosophiedesGeldes)关于场景变化的论述中得到启发，认为一旦自发的交往关系“被转变为货币这种普遍语言”，那么，场景也就发生了变化。卢卡奇则从西美尔进一步追溯到马克思的分析，目的是想从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中捕捉到社会合理化的基本现象，而对于韦伯来说，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不过是一种一般过程的经验表达。与马克思以及韦伯比较起来看，卢卡奇的真正贡献在于，他能够同时从物化和合理化双重角度来考察社会劳动领域与生活世界语境的分离过程。由于行为主体以交换价值为取向，他们的生活世界也就萎缩成为客观世界：他们对待自己以及他人，所采取的都是目的行为的客观立场，并因此而使自己成为其他行为者的处理对象。正如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之后接着指出的，物化“正是他们(生产者）作为独立的私人同时又发生某种社会关系的条件”。43对于作为法学家的马克思来说，私法主体从目的理性的角度追逐其自身的利益，因此，他是通过交换关系而社会化的行为主体的模范。所以，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和韦伯的分析之间的联系没有任何牵强的地方：“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44当工人不是让规范和价值，而是让非语言的交换价值媒介来协调他们之间互动的时候，生活世界语境也就出现了物化，卢卡奇把这种物化看作是其行为取向合理化的另一面。这样他也就从行为理论的角度揭示出了交换价值媒介所制造的社会化的系统效果。
我们将会看到，在系统理论中，货币也是一种模式，可以用来阐明控制媒介概念。媒介理论可以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来把握卢卡奇所说的物化和合理化这两个方面。这里，从语言交往到货币媒介的行为趋向的转换，也就意味着“自由特征的一种变化”:在急剧扩大的选择范围内，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机制，它与共识的形成过程毫不相干。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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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