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一个致命性的错误，马克思可能会犯，但避免了，而卢卡奇却未能幸免。这就是：他把“实践化”(Praktischwerden）又一次理论化了，并且把它想象成哲学在革命中的实现。因此，卢卡奇必然会认为理论还大有可为，甚至远远超出形而上学自身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哲学不仅要在被设定为世界秩序的总体性思想方面有所作为，而且也要在世界历史进程以及这种总体性在历史上的发挥方面大显身手；总体性在历史上是通过具有自我意识的实践而发挥作用的；从事这种实践的人，通过哲学能够对自己在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有所认识。卢卡奇为世界革命先锋派的启蒙工作所要求的知识，与韦伯对客观理性没落的严格认识在两个方面互不相容。进入辩证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不仅要拥有抽象的视角，由此来认识理性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同一性，而且还要相信自己能够落实创造这种同一性的主体，并为他们指明方向。由于这个原因，卢卡奇用阶级意识理论来补充他的物化理论。
这种阶级意识理论所追求的是，从整体上肯定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为历史的主体一客体所占据的首要地位。57卢卡奇并不害怕得出斯大林暴政时期所暴露出来的工具主义后果，这些后果是从革命斗争组织问题的历史客观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不想作深入探讨。58维尔默(AlbrechtWellmer)将之准确地概括为，
卢卡奇试图在韦伯的合理化抽象概念背后，揭示出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卢卡奇的这一尝试是他努力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意义这样一个宏观设计的组成部分。卢卡奇的尝试最后失败了，我认为，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失败的原因竟然在于，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重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回到了客观唯心主义。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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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