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马克思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确定在关键问题上还很模糊。在卢卡奇对它们的解释中，模糊问题也就看得很清楚了。卢卡奇首先考虑的是马克斯·韦伯的主要观点。现代的特征在于形式合理性具有了一定的动机和具体的制度。而形式合理性的基础在于理性的实质同一性的瓦解，以及理性分裂成为一开始就互不相容的抽象环节(有效性层面以及价值领域等)，这样，用理论在哲学思想层面上也就无法复制出客观理性来。因此，卢卡奇针对韦伯提出反对观点，认为理性的各个环节在合理的行为系统中互不相容的原因并不一定在于，在文化解释系统中，理性的各个环节无法通过论证组成一个总体，也就是说，无法构成世界观的抽象基础。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决定合理化模式的是：复杂的认知工具理性以牺牲实践理性为代价而贯彻开来，从而使交往生活关系变得物化了。因此，这样的问题也就十分重要了，即难道不正是对合理化(表现为物化）的片面性的批判，才揭示出认知一工具理性与道德一实践理性和审美一表现理性之间的互补关系，是实践概念所固有的尺度；而所谓实践概念，可以说就是交往行为。这种理性在形而上学世界观中具有实质同一性；但是，客观理性概念最终还是属于世界观的合理化范畴。这里，从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核心概念“理论”意义上讲，一切打着理性旗号的调和，不管具有怎样的辩证法特征，都只是一种虚构。在不同的理性环节中，仅仅还存在一种形式上的联系，即论证程序的同一性。因此，“理论”上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联系，即文化解释系统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联系，无论如何，在“实践”中，在生活世界中，也能得到实现。打着“哲学实践化”的口号，马克思把青年黑格尔派的“行动哲学”观念吸收了过来。
四、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作为物化的合理化
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