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大众文化理论
正如杜比尔(HelmutDubiel）所指出的，62主要有三种历史经验对批判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三种历史经验交织在一起，使人们对革命感到绝望。苏联的局势完全证实了韦伯关于官僚化加速趋势的诊断；斯大林的暴政则充分证明，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erg)对列宁的组织理论及其整个历史客观论基础的批判是正确的。法西斯主义则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危机情况下，会用改变政治制度的方法来应付革命的危险，并平息有组织的工人的反抗。最后，美国的发展趋势则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整合力量：无须公开压制，大众文化就把广大群众的意识和现状的命令(DieImperative desStatusquo)结合在了一起。革命社会主义的人文内涵在苏联被扭曲了，所有工业社会中革命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也都失败了，渗透到文化再生产过程当中的合理化过程发挥着社会整合力量—所有这一切都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用理论加以处理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自身所束缚的生产力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客观前提。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是想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力的培训以及更加完善的劳动组织过程来提高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会出现“矛盾”，马克思认为，工人的主观潜能也是一种生产力，它不仅表现为生产活动，而且也表现为革命的批判活动。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为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创造了客观前提，而且同时也创造了“关键的主观前提”。63卢卡奇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的这一立场，但他已经开始修正马克思对现代科学的评价。关于技术进步的科学尽管越来越与生产力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科学主义世界观的形成，科学同时还承担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因为科学主义世界观把认识的客观界限与认识的一般界限等同了起来。实证主义的狭隘的科学观念是卢卡奇所批判的一般物化趋势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及更加坚决的马尔库塞4)的论证路线由此展开，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融合，因而彻底丧失了其超越制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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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