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阐述这个观点所根据的是以下不同方面的内容，它们包括：大众文化的生产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标准化的文化物品的形式整齐划一，以及消遣当中所形成的艺术享受有了不同的接受方式，最后还有对被当作乐园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日常生活的适应功能等：
文化工业用优雅的拒绝态度代替了陶醉和禁欲过程中的痛苦…对文明的优雅拒绝，在文化工业展现的任何地方，都必然会被当事人所采用和检验。80
我不打算再进一步地阐述这个理论，其现实意义与其说是在于一般的问题，毋宁说是在于个别的假设。阿多诺已经具有了一种文化批判的视角，从而使他没有像本雅明(WalterBenjamin)那样对大众文化的解放力量过早地充满希望，而是保持一种恰当的怀疑态度。81另一方面，他对于大众传媒发挥的社会控制力量所具有的十分模糊的特征缺乏明确的概念，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得很清楚。一种把文化物品的商品形式作为出发点的分析，把新的大众交往媒介与交换价值媒介等同了起来，尽管它们之间在结构上并非那么相似。货币媒介取代了语言理解，充当协调行为的机制，与此同时，大众交往媒介依然依靠语言理解。这些大众交往媒介是语言交往在技术层面上的一种强化，它们克服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大大加强了交往的可能性，交往行为的网络越来越密集，而且没有把行为取向同生活世界语境彻底隔离开来。当然，这种急剧膨胀的交往潜能首先就受到了确定单向交往渠道的组织形式的限制。但是，依赖大众传媒的大众文化是否能够发挥出整合意识的恢复力量，主要取决于“交往是否可以通过个体化而致力于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同化”，82而绝不是取决于市场规律是否越来越深入到文化生产过程当中。 83
四、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作为物化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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