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心理机制促使内在自然的造反转变成了一种内在自然所反抗的强化力量，对于这些心理机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经验的角度加以探讨；受弗罗姆(Erich Fromm）早期著作75的启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主要关注的是反犹主义的心理模式，以及权威个性带有施虐与受虐狂特征的冲动结构。76当然，这些研究后来逐渐融会成为一种关于政治偏见的探讨，它们远离了精神分析的立场，而且放弃了与物化批判理论概念之间的联系。
大众文化理论涉及的是一种意识通过大众传媒而达到社会整合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还没有太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艺术作品被偶像化，成为文化物品，艺术享受倒退成为消费和受摆弄的消遣，根据这些现象，阿多诺研究了“新型的商品拜物教”，在这一点上，他坚持认为，能够被专制国家发动起来的小市民的施虐与受虐狂性格和“当前对大众艺术的接受，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卢卡奇当时就已承认，物化过程越是远离生产领域，远离无产阶级生活世界中的日常经验，物化过程越是从根本上改变思想和情感，自我反思也就越是难以深入。77阿多诺在他的“论音乐的拜物教特征以及听觉的退化”(Ü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in der Musik und die Regression desHörens)78一文中继承并发挥了卢卡奇的这个观点：
当然，在文化物品范围内，交换价值表现得比较特殊。因为这个范围在商品世界里似乎不受交换权力的支配……而这一表象正是文化物品具有交换价值的原因所在……如果商品总是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集合在一起，那么，纯粹的交换价值就会取代纯粹的使用价值，因为纯粹使用价值的幻象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文化物品所必须具有的，纯粹的交换价值正是作为交换价值才通过欺骗的手段承担起了使用价值的功能。音乐的拜物教特征就表现在这样一种交换条件(quid pro quo)里面：交换价值制造的效果提供了直接的表象，而与客体的无关同时又打破了这种表象…人们追问了商品社会究竟靠什么得以维持。在一种总体性的观念中，把消费品的使用价值转换成交换价值，这将有助于澄清原因。而在总体性的观念中，任何一种摆脱了交换价值的享受都具有颠覆性质。交换价值在商品中的表现承担了特殊的社会凝聚功能。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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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