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是在同外在自然力量的搏斗中形成的，因此自我既是有效的自我捍卫的产物，也是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结果；在启蒙过程中，主体不断追求进步，它听命于自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自己周围的世界失去了神秘性；但是，主体同时又学会了自我控制，学会了压制自己的本性，促使自己内在本质客观化，从而使得自身变得越来越不透明。战胜外在自然，是以牺牲内在自然为代价的。这就是合理化的辩证法，这一点可以用工具理性的结构来加以说明，因为工具理性把自我捍卫当作最高目标。工具理性在推动进步的过程中，也带来了许多的非理性，这一点在主体性的历史上反映得一目了然：
当人把他自我的意识当作自然而割裂开来的时候，一切也就都成为他的生命目的，社会进步，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提高，乃至意识本身，没有什么不是这样。把手段神化成为目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了显著的荒诞特征，而这在主体性的史前史阶段就已经露出端倪。人对自身的控制，以及对自我的论证，永远都是对主体的毁灭，而且看起来是为了主体好。因为受到控制和压制并在自我捍卫中消失的正是生命，正是应当捍卫的东西。105
如果我们不追溯一下在一定意义上还“继续存在”的伟大哲学中的总体性思想，就去复兴一种包罗万象的理性概念，那么，这一论点对于开始所说的使命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历史哲学破除了对于精神与自然之间扭曲关系的灾难性认识。说是扭曲，是因为精神与自然的关系原先是这样建构起来的，即真理观念与普遍性的调和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调和包括人与自然、动物、植物以及矿物之间的
472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