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这种社会层面上的抽象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这一点看起来比较奇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认为“控制”自然是隐喻；在他们看来，控制外在自然与对人的命令和对内在自然的压制是一回事，都是“宰制”(Herrschaft)：“控制自然包括对人的控制”。103起初被扩展为宰制逻辑的同一性思想，进一步被引申为对物和人的控制。工具理性使得“对内部和外部的控制成为生命的终极目标”，104工具理性是“放荡不羁的自我捍卫”的发动机。
卢卡奇用物化概念揭示了强制人际关系（以及主体性）与物质世界同化的本质所在，并且认为，只要社会行为不再把价值、规范或语言理解作为协调机制，而是依靠交换价值的媒介来加以调节，就会出现这样的强制局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仅把物化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特殊形成语境剥离开来，还把它与整个人际关系彻底分开，以便在时间（整个类的历史）和具体方面(为此，他们把为了自我捍卫的认识与对冲动结构的压制都归结到宰制的逻辑当中)上使之具有普遍意义。物化概念的双重普遍化，便形成了一种工具理性概念，它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重构了主体性的史前史以及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
四、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作为物化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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