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在避免先验的理性标准过程中，图尔明并不想拿相对主义作为代价。在合理行为及其合理性标准的变化过程中，不能仅仅注意到参与者各自所认为的“合理内容”。带有重建意图的历史学家如果想对客观精神的形态“作出合理的比较”，那么，他就必须遵循一种批判标准。图尔明从“不偏不倚的合理判断立场”出发，把这种批判标准明确了下来。但是，对于这个批判标准，图尔明和黑格尔对待《现象学》一样，并没有随意地加以设定，而是想从通过理解掌握人类集体理性活动过程中去获得。
然而，不幸的是，图尔明并没有尝试去对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偏不倚的立场(StandpunktesderUnparteilichkeit)加以分析，因而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他仅仅把论证逻辑放到了一般的论证图式层面上，而没有放到论证程序和论证过程等层面上加以展开，这样也就把论证逻辑交给了现成的合理性观念。只要图尔明不把共同探寻真实性所需要的一般交往前提和一般交往程序解释清楚，他就无法从形式语用学的角度说明，作为论证参与者，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不偏不倚”从所使用论据的结构中是看不出来的，而只有根据有效性要求的兑现话语的前提才能解释清楚。反之，论证理论的这些基本概念又涉及合理共识和广泛赞同等基本的概念：
图尔明承认，有效性要求最终是建立在共同体的决策共识上面的，尽管如此，图尔明只是悄悄地承认，有根据的决策共识与没有根据的决策共识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图尔明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些不同类型的共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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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