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不可能再去进一步追溯有效性要求体系化的形式语义学起源；但我指出两条限制条件，它们对于有效性要求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效性要求并不只是交往表达当中才有；也并非所有交往表达当中的有效性要求都有一种与之直接相对应的论证形式。
命题(6）是一种审美评价；这种评价性命题关系到一部电影的价值。电影在这里被当作了一部作品，从正规角度来讲，本身就要求把有典型意义的经验表现出来，使人从中受到启发。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在讨论过程中，相对积极评价重新摄制的电影；在言语者看来，这部影片把巨人金刚和它的牺牲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展现得十分细腻，但就他本人而言，他最初所使用的简单的价值标准受到了质疑，并成为讨论的主题。如果一个用来证明有问题行为的规范本身受到了质疑，那么，在道德论证当中同样也会出现类似的游移。所以，命题(5)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一般的应然命题或一个规范，持怀疑态度的听众要求对其有效性要求加以论证。同样，命题(2)中所包含的话语也可以转移到关于传染病的基本理论假设上去。一旦文化行为体系，诸如科学、法律和艺术相互分化开来，那么，具有稳定的机制、并且比较职业化的专家论证所涉及的就是这样一些较高层次的有效性要求，它们所依赖的不是个别的交往表达，而是文化客体、艺术作品、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或理论。此外，技术和战略也处于这样一个储存文化和客观知识的层面上，在技术和战略当中，理论知识或职业实践知识是根据一定的实践关系组织起来的，如医学、军事技术、行为管理等等。尽管层面不同，对各种带有交往意图的表达的分析始终都是有效性要求体系化的起点，并且具有启发作用，因为在文化客体层面上的有效性要求同样也会出现在交往表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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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